人口问题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2021年，我国的人口峰值提前到来，人口结构变化给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提出新课题。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口高质量发展”。这一新论断、新理念也被写入“十五五”规划《建议》。

　　“十五五”时期，如何全面把握人口变化的阶段性要求？如何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把人口红利更多转向人才红利？在10月30日举行的“经济每月谈”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围绕“人口高质量发展与民生建设”主题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体会。

　　生育率回升难度确实大但潜力尚未完全释放

　　当前，我国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

　　“低出生率、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少子化、老龄化，是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终生生育孩子数)下降的自然结果。”对于“总和生育率”这一指标，蔡昉作了进一步阐释：当该数值为2.1左右时，在人口学中叫作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一对夫妇平均生育2个子女以实现对自身的替代。如果长期保持更替水平生育率，人口总量就处于稳定状态，总人口不增不减，人口结构总体协调。

　　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度超过6。自1992年该数值降到2.1这个更替水平以下，此后一直在更替水平以下持续缓慢下降。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水平。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据，2023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至1.0，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

　　“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生育率下降是一般规律，从高向更替水平下降也是全球现实，连非洲的生育率也在大幅下降。”蔡昉介绍一个统计意义上的“低生育率陷阱”概念。1.5被认为是低生育率陷阱的警戒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跌破1.5之后，重新回升到1.5以上难度便非常之大。

　　回到中国的国情，自1992年降到2.1的替代水平之下，经历30年惯性后人口负增长，生育率回升自然难度很大。“低生育率国家尝试靠政策促进生育率回升，尚未产生得到公认的经验。”蔡昉认为，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中国的生育潜力。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生育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另一方面，要找到制约因素，通过民生建设，创造条件促进生育率回归。正因此，在蔡昉看来，人口支持措施与民生建设目标、手段高度一致。

　　蔡昉还提到，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率先负增长，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遍化，民工荒加剧，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同时，区域间人口增减分化加剧，部分地区因出生率低叠加人口外流，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蔡昉认为，关键在于促进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改革红利。

　　积极应对结构性矛盾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十五五”规划《建议》在群众就业、收入、教育、社保等民生领域提出一系列举措。

　　当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有人没活干”和“有活没人干”这两种现象并存。蔡昉注意到，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波动、替代和调整，出现了非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等新特征。较之单位就业，这类岗位更多存在社保覆盖不充分、权益保障弱、合同签约率低等非正规化问题，影响就业质量和收入稳定。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正在深刻地改变劳动力市场。就业创造可能长期滞后于就业破坏。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可能倾向于扩大灵活就业的规模和比重。这是新的难题。

　　对此，蔡昉提出，政策要着眼于避免在灵活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划等号，不要让灵活就业变成没有社保覆盖、没有权益保障、没有高质量的那种非正规就业。

　　在蔡昉看来，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还体现在劳动力流动内卷化。“这里的‘内卷’，采用的是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这个术语的本意。”蔡昉解释说，劳动力的流动方向本应从生产率低的部门和地区流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和地区。比如，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从中小城市转移到大城市。近年来这个方向感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Olivia Breese表示，脱碳项目总体上受到能源、设备和投资成本的挑战，“该行业正面临电子燃料和化石燃料之间的巨大成本差距，”许多客户认为减少二氧化碳足迹的替代品，如液化天然气（LNG）等其他脱碳方案更具竞争力。

　　“本世纪以来的24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率，前8年高达7.5%，中间8年降低到2.4%，最近的8年则不到1%。”蔡昉进一步分析说，外出农民工增速明显减慢的同时，跨省、市、县流动的比重都下降，“外出”范围大幅缩窄。这种劳动力回流和流动空间缩小情形，意味着出现可能导致整体生产率下降的内卷化趋势。

　　此外，蔡昉还对比了2000年和2020年劳动者的年龄结构，中间年龄段的人口比重在下降，大龄劳动者的比重在大幅度提高。作为老龄化自然结果，大龄劳动者数量越来越多、比重越来越大，并且会随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而强化。同时，青年劳动者数量仍庞大。“这两个群体都是结构性矛盾易感人群和人工智能冲击对象，形成劳动力市场‘一老一小’问题，需要更多更有效公共就业服务，包括全就业生命周期的培训。”

　　增加教育支出把人口红利更多转向人才红利

　　当传统的人口红利不再支撑经济增长，如何转向新的人口红利或人才红利？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蔡昉对此也作出注解。人工智能时代，人力资本培养表现出新的特点：一是能力竞争从人际演变为人类与人工智能之间，二是人力资本培养终身化，不局限于“受教育年限”，三是要挖掘人类相对AI有比较优势的能力，比如非认知能力、隐性知识和实践智慧等。人工智能时代对人力资本培养提出的新要求包括：通过早期儿童发展、延长义务教育、继续普及高等教育并促进省际均衡发展，以及在职培训终身化，推动人力资本培养从金字塔状分布转向更为扁平化。

　　蔡昉认为，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使得人力资本培养的社会效益越来越高、外部性越来越强，政府的支出责任越来越突出。当前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4%，处于全球中位数水平，但我国的人均GDP已比世界中位数水平高出60%。与发展阶段和面临挑战相适应，应显著增加公共教育支出。

　　蔡昉提出，应充分用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时间差，用好这一“削峰填谷”的机会窗口。具体而言，少子化导致各级教育资源依次过剩，出现撤园并校现象，应籍此机会把农民工子女纳入公立学校，涉及儿童福祉公共服务，不应区分户籍。少子化的趋势仍在继续，应抓住机遇配置好资金、统筹好资源。

　　“民生建设提供股票配资网站，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也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手段。”蔡昉认为，在当前发展阶段，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完全靠初次分配已经很难做到，需要通过再分配来实现。中国税收和转移支付两种途径均有潜力，主要通过提供更多更好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更高发展阶段，政府支出特别是社会性支出应显著增加。未来十年，在中国迈向2035年人均GDP达到25000美元左右的时期，公共支出应该实现最大的提高幅度和更快的增长速度。